“軍師之言，吾受教了。”
劉凡感戴莫名。
一場真正的大戰很難生，除非是到恩怨再難化解的時候，雙方才會有孤注一擲的想法。
上次滅敵於強陰，純粹是利用了和連和柯最、闕居、慕容三部的心理，那是不可複製的戰役。
劉凡在定襄、雁門調動能的兵力不比東部鮮卑任何一部差。
“當見今雁門、河間之事，大將軍要在無形之中，製造屬於自己的制，合天下之制，才能穩天下，亦能王天下。”賈詡慎之又慎的對劉凡說道。
“制，可是秦律乎？”劉凡相問。
“非也。大將軍也知道秦律之嚴，甚至苛刻。用之恐怕會事與願違。”賈詡搖頭說道。
“請君細言！吾洗耳恭聽。”
劉凡對賈詡說話的時候，已經走馬脫離隊伍。
“賈詡以為，大漢如斯，世家豪強責任重大。其在地方，取國利而謀取私利，顧自身而忘天下。在大勢之下，許多世家隨波逐流，成為豪強，天下清流世家只有少許。這就是制的崩壞。”
“戰國時期韓非子能為法家集大成者，當為法、術、勢。秦之商鞅的‘法’，稷下慎到的‘勢’，韓之申不害的‘術’。吾認為，所謂術、勢，就是使法能建立的手段，即制。”
“古時周公建立分封建國制，分封天下，其制合乎天下所需，故西周鼎盛二百餘年。然虢公申侯聯合犬戎殺周幽王，故周平王遷都洛邑之後，齊魯之地不服。此乃周公所定製度以壞，故後有春秋與戰國。”
頓了一下，賈詡繼續說道“再言秦國，因有商鞅之變法，定下秦制，合乎秦國所需，故秦能滅六國，然秦制太苛，不合天下之所需，又使用民力太過，故秦早亡。及後高祖得天下，承秦制而改其太苛之處，秦制除去太苛之處，實乃可使天下大治之制也，故後有文景之治。而後武帝改制，有中、外兩朝，又獨尊儒術，世家漸起。當時中、外兩方於朝中乃是平等，然外朝之根基世家在外勢力大盛，故王莽一書生得世家儒士之助而可篡漢。”
“光武中興之後，為免世家在朝中勢力過大，廢棄了外朝大部分之能，故有雖設三公事歸臺閣之說。既不倚重外朝，而宗室當年又有七王之亂，以此為鑑宗室又不可信，故光武之後即倚重外戚，卻是因當年有霍光之舉也。然如霍光一般德行之外戚權臣僅一人也，故光武以來外戚專權已是常事。然外戚終究只是三代以內之事，往後之天子要掌權，外戚即成其阻力，而可倚重而滅外戚者，僅宦官此近臣也，如此滅外戚之宦官即是功臣，能掌大權。故此光武之後，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是也。朝堂雖然黑暗腐敗，但世家勢力紮根於地方，關東世家久研經學，故光武之後名士大儒輩出，如此就有朝堂雖暗，而各地大儒倍出之現象。”
頓了一下，賈詡又說道:“不過每一合乎天下之法之建立，皆不容易，如今漢制已壞，當立新制以合乎天下人之所需才得以延續大漢。”
賈詡一番長篇大論，從變法之法、術為法用、法術勢合。為劉凡形容了制。
“軍師肺腑之言，深感吾心。吾已經知道該怎麼做了。”
劉凡鄭重其事的回道。
立天子以為天下，而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
天下共主的意義在於造福百姓，而不是讓天下的人民來供奉天下共主。
“大將軍曾在洛陽變法，乃為國為民的救國改革，無論成敗，都配得上大法兩個字。將大義握在手中，未嘗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因為大將軍有這個實力。”賈詡又對劉凡說道:“大將軍也要切記一點，術為法用，若只用術，那必是禍國殃民之為，為千古所恥，萬民怨恨。”
“濟世安民，我可以等，等待時機。”
劉凡凝重的點了點頭。
屯糧養士，等時機成熟之際，便開始步步為營重大漢之制度。
這一路需小心謹慎，董卓、何進、袁紹就是前車之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