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稟皇兄，亂世當用重典，欲治亂世，非猛不可。必要的時候，可搬出秦律，沿法家思想。”劉凡對劉宏言道。
一路上，劉凡想通了許多。
在其位，謀其政。
儘管只是在海面上濺起一朵小小的浪花，他也要試試。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是以政和。先聖將此刑法思想說的有因有果，變化有律。但治國之法，變化莫測，同樣施政，卻造成相反的效果。近四百年摒棄法家，若法家能救國，拾起又如何？”劉宏開口向劉凡說道。
政策的寬大，百姓就會輕忽，輕忽了就要用嚴厲的政策來糾正，政策嚴厲，百姓就會受到傷害，受到傷害了，就要改行寬大的政策，用寬大輔助嚴厲，用嚴厲輔助寬大，這樣政策就能平和。
說明政治重在剛猛相濟，須不偏不倚。
刑法世重世輕，出自《書經》中的呂刑，《書經》是儒家經典，為孔子編著，由此可見，這一刑法思想是由儒家所肯定和繼承。
對於劉宏的說法，劉凡頗為無語。既然已經退出歷史舞臺，豈是那麼容易復出？
自從法家被罷黜之後，儒家為漢朝的主流思想。大漢經學世家不知道有多少？
儒家與法家本就是對立關係。
法家重視“法”，而反對儒家的“禮”。春秋時期的三北案和直躬案就是一個典例。
“三北”意為三戰三北，“直躬”是指正直忠君。
楚國有一個直立行走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一隻羊，其舉報官吏，楚令尹按照法律辦案，其父被殺。是而成就了忠，而沉淪了孝，此為法家直躬案。
孔子在魯國執政的時候，有一個人為國而戰，但是每當戰鬥開始的時候，逃跑了。被抓回來後，繼續逃跑，如此三次。孔子問他這是為什麼？其說: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孔子以其孝，取消了他的兵役，其盡孝，卻失忠。此為儒家三北案。
孰對孰錯？三北直躬，不能一論。
法家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其反對復古的保守思想，主張銳意進取。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的另類。在先秦諸子諸家當中，唯獨法家的思想，是必須獻出性命來實踐，流出鮮血來祭奠，是血染的思想。這裡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當時許多有罪或者無辜的貴族和貧民，還有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韓非。
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某些方面比後世的法律還全面。如見義勇為在後世為美德，在秦律上是一種義務，不履行要被處罰。
還有一點，就是法家思想講究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君主集權。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時，韓非子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劉凡個人認為儒家治國不如法家。
戰國初，陰晉之戰。
魏國經過魏文侯的改革，國力異常強大，並搶佔秦國河西之地，使秦國疆域暴露在外。魏武侯繼位後數年，秦國動用大軍，意圖一鼓作氣奪下被魏國搶佔河西地區，多年鏖戰不得果後，秦國再次動用五十萬大軍浩浩蕩蕩的進攻東進道路上的重要城邑陰晉。魏西河太守吳起，以“武卒”五萬，戰車五百乘，騎兵三千戰之。
戰車乘法為每車載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車之長，稱“車左”，右方甲士執戈，主擊刺，並有為戰車排除障礙之責，稱“車右”，居中的是駕馭戰車的御者，車上一般還備有若干有柄的格鬥兵器，如戈、殳、戟等，插放在戰車輿側，供甲士在作戰中使用。
騎兵出現，戰車淘汰。歷史總是在進步。
因為魏國改革得當，士兵悍不畏死，以一當十，反覆衝殺，大敗秦軍。
此戰後數十年，秦國一蹶不振。
秦孝公繼位後，出招賢令，商鞅於衛入秦，變法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