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具備操作可行性？”
“任何一個謀略都是建立在一個出點上面，可以是為了達到使敵虛弱，也可以是頓挫銳氣，但是有一個前提是達到利己的目標。”
“我們若是那麼做，可以葬送他們最為精銳的軍團，那麼不是使敵虛弱嗎？不是頓挫銳氣？”
“是的，但是那樣會產生有利於我們的目標嗎？”
“沒有嗎？他們賴於急擴張的幾個軍團全部葬送，沒有了反應快的主力軍團，還需要應付齊地的瘟疫蔓延，情勢必然是要生變動。”
“我想問，塞外的幾個軍團是漢王哲麾下的全部武力嗎？齊地的瘟疫蔓延開來天下動盪成為必然，失去了中原區域性的漢王哲從根本實力上有遭遇到致命打擊嗎？”
“葬送幾支主力軍團，特別是葬送兩支騎兵軍團，只要我們將隴西前往長江以南的道路封鎖，短時間內漢王哲並沒有足夠的戰馬資源來組建新的騎軍。”
“目前的天下大勢並不是對大秦有利的時候，我們失去了太多的東西了。”
“……”
“很顯然，失去塞外幾個軍團並不至於讓漢王哲勞筋傷骨，漢王哲麾下還有至少一百八十萬大軍，漢國的強大不是因為幾個個別的軍團存在，是其制度上的優越，消失了幾個軍團，漢王哲必然會重新建立幾個軍團。那也是治下人口的優勢。另外，致使瘟疫蔓延是會讓各地重新變得混亂，使得情勢一再失去控制。瘟疫或許是會蔓延到南方，但是不會蔓延到秦地？”
“什麼都不做，是要不抵抗就接受漢王哲安排好的命運？！”
這是一場蒙毅和李斯的對話，旁聽的人不多，但都是能夠左右秦國決策的人物，間接也能決定秦國未來的命運。
蒙毅自然是那個表達出強烈反擊慾望的人，李斯則是那個表現得理智卻顯得軟弱的人。
蒙氏家族在秦國經營了四代人。好不容易到了這一代才成為秦國最為顯赫的權貴，他們原以為扶蘇登基之後蒙氏會迎來更為輝煌的時代。可是天下局勢的變動卻使得一切都變成了泡影。
“我們必須做點什麼。”
“現在我們很難做到什麼，不理智的行為甚至可能要局勢變得更壞。”
扶蘇的臉色滿是憂慮，其餘如王綰、隗林、內史騰、馮去疾的臉色也好不到哪去，不過卻有一種麻木的神態。
秦國輝煌過。最為輝煌的時刻是掌握整個天下，可惜的是因為先天底蘊的不足，也是春秋戰國時代遺留下太多的仇恨，稍微有一點情勢板蕩秦國就失去了對天下的掌控。
大秦中樞進行過非常多次的探討，認識到造成如今局面並不是一代人兩代人，甚至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很多事情的累積造成的惡果。他們對情勢進行過推演，無數次的推演結果都表明哪怕沒有呂哲的崛起也必然有其它事情的生，一旦生了一點什麼。大秦除開本土能夠保證安定之外，從六國那裡侵佔的土地必然是會失去控制權。
六國雖然亡了，但是對大秦有仇恨心態的人並沒有死絕。在這麼一種現狀下大秦其實是該進行國策的調整，用至少三十年的事情來保證“天下無事”，偏偏那是大秦無法辦到的事情。
以現實情況而言，無論是南征還是北征都是出於實際需要，畢竟南方的百越一直在向北蠶食和襲擾，北方的河曲乾脆則是被匈奴糾結一些草原部落實施佔領。是現狀迫使大秦必須出兵征討。
針對國策的改變很困難，依法治國從秦孝公時代變革開始。經歷了幾代君王的堅持，法制已經深入到秦國的方方面面，因此秦國可以說是“法家天下”，依法治國是秦國的根基，不容輕易改動。
國策的改變難以進行，那麼在統治六國舊地上必然是存在矛盾，六國與秦國的社會環境、思想、理念等等方面都存在差異，嚴酷的法制之下六國人短期內不適應是很正常的。
扶蘇曾經勸過始皇帝，對於亡了國家的六國黔應該給予一段緩衝器，可以講秦地與六國舊地的治理方式暫時分割開來。
要是按照天朝的理解方式，扶蘇是在勸導始皇帝執行類似於“一國兩制”的國策，可是依照始皇帝的個性怎麼可能去執行那樣的方案，因為這麼一件事情始皇帝甚至認為扶蘇不是一個合格的繼承人。
沒有在國策上進行靈活性的改變，甚至是因為一些原因大秦一直苛刻地對待六國黔，這樣一來大秦對佔領區的統治其實是建立在強悍武力的壓制上面。
大秦的基本國策，也就是法制制度再加上耕戰制度，註定了秦國的強盛，可是事情在一統天下之後又出現了一個歷史事件，正是那件事情讓秦國最強悍的一面有了裂痕，而那件事情就是中央絕對集權。
分封制度已經在華夏大地進行了接近二千年，是從夏的建立就存在的事情，君王與領主們共同來治理國家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一時間要廢除領主制，那麼要讓多少人的利益遭受到損害？最為誇張的就是一旦中央絕對集權成為事實，那麼天下的生殺予奪就完全是掌握在一個人的手裡，除了皇帝之外天下人皆為奴隸。
始皇帝的威望無人能比，他的權威也註定了反對中央絕對的集團成為風險極大的事情。其爭論中央是不是絕對集權的過程中，始皇帝罷免的朝臣和殺掉的臣子並不少見，因此也就出現了大批次原本在統一之戰立功的功臣急流勇退的現象。
